赵笑着说。

三人就着窗外渐渐西斜的太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李干事说起他以前跑边防的事，说有一次在唐古拉山口，车抛锚了，零下三十度，他们三个人挤在驾驶室里靠体温熬了一夜。

“那次差点没下来。”李干事说着，语气却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后来我就想，人这辈子，总得去几个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才不算白活。”

方别听着，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想起周守诚的信里写的，火车行至郑州时，窗外已见秋收了。

那孩子坐在同一趟列车的某一节车厢里，大概也在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装着藏区的样子。

晚上九点，火车到了兰州。

站台上灯光昏暗，冷风从车门灌进来，带着一股干燥的土腥味。

方别站在车门口，深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变了。

不是北京那种湿润的、带着烟火气的空气，而是干燥的、清冽的、带着远方味道的空气。

他知道，离高原越来越近了。

“方主任，冷不冷？”小赵从身后递过来一件军大衣。

“不冷。”方别把大衣披上，“还有多久到西宁？”

“明天下午五点。”小赵看了看表，“还有二十个小时。”

“够了。”方别转身回到铺位，铺开信纸，借着车厢昏暗的灯光，给乐瑶写电报。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了又斟酌：

“瑶，车过兰州，一切顺利。勿念。明日到西宁，后日出发。平安。别。”

写完，他折好，塞进信封，交给小赵：“到了西宁，找邮局发出去。”

“明白。”

......

火车是下午五点十分到的西宁站。

比预计早了二十分钟。

方别拎着包走出车厢，站台上的风比兰州更硬，刮在脸上像小刀片。

他裹紧军大衣，眯着眼睛往出口走。

“方主任！”

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里传来。方别抬头一看，老王正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外面，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军绿色棉袄，脸上带着笑，手里举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方别”两个大字。

旁边站着一个藏族汉子，五十多岁的模样，皮肤黝黑，皱纹很深，穿着一件藏袍，腰间别着一把小刀，目光沉稳而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