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型号K-5。”

斯拉夫低头看着那份报告。

她的目光在那行红圈字上停留了很久。

“你看，”克罗伊格说，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

“这只笔筒里的窃听器，设计很巧妙。它不是事后塞进去的，是在制作过程中就预埋好的。麦克风的位置刚好对准笔筒内部的中空结构，天线被巧妙地编织进底部的装饰纹路里。”

他顿了顿。

“这种工艺，除了克格勃设在明斯克的技术局，全世界没有第二家能做出来。”

斯拉夫抬起眼。

她的眼眶开始泛红——不是刚才那种撕心裂肺的哭，而是一个被冤枉的人，面对无法反驳的证据时，那种无助的、委屈的红。

“克罗伊格先生，”她说，声音开始发颤。

“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买了一个笔筒，包装好，送给威尔逊先生。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窃听器。我不知道什么克格勃。”

她盯着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您相信我吗？”

克罗伊格看着她。

三十年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女人在演戏。

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演戏。

“哈灵顿小姐，”他说，“笔筒是你买的，你送的。窃听器在笔筒里。克格勃的技术只能出自克格勃的人。这三件事连在一起，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斯拉夫的眼泪终于落下来。

一滴。两滴。砸在金属桌面上。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哽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我就是买了个礼物。我以为那只是个普通的笔筒。我以为……”

她没有说下去。

她低下头，肩膀轻轻抽动。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角落里的录音机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克罗伊格看着她，没有说话。

然后斯拉夫抬起头，用那双泪眼看着克罗伊格。

“您刚才说，”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哭过之后的沙哑，“那两个负责监听的人已经招了。”

克罗伊格看着她，没有再说话。

审讯室里只剩下斯拉夫轻轻的抽泣声。

然后克罗伊格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收回文件夹，动作很慢，很稳。

斯拉夫抬起眼，泪眼朦胧地看着他。

“克罗伊格先生，”她的声音沙哑，“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您相信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