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前景并不美好，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些南美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有可能会让爱尔兰的爱国者们担惊受怕。我们必须格外小心，不能鼓励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起义。

我们不能让动乱、自私自利、证券交易、宗教摩擦来迫使我们承认那些由叛乱省份组成的新政府。如果你认为哥伦比亚的起义军并没有犯罪，玻利瓦尔是一个英雄而不是叛党，那么你就同样不能惩罚倡导爱尔兰独立的奥康奈尔。

至于希腊，我承认奥斯曼土耳其残酷的压迫着当地的人民，他们受到全人类的憎恶，而且我们也不应该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产生任何合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属于希腊人自己的新国家，就必须让它建立在现代民主原则之下。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发现俄国人正在动用他们的手段不断地向希腊传播着他们的理念与影响，试图将希腊打造成他们进入地中海的桥头堡。因此，如果我们依旧坚持现行政策，那么对于建立一个以不列颠政治体制为蓝本的新希腊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而威灵顿公爵与坎宁爵士的摩擦，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与坎宁派议员们日渐疏远的关系。

而老公爵执拗的脾气则更加剧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在坎宁派议员决定集体退党的前夕，威灵顿公爵不仅没有挽留，反而还撂下了一句：“告诉达德利和帕麦斯顿，如果他们打算同赫斯基森一起离开，我不会反对，而我也绝不会像三孙子那样乞求他。”

尽管这种说法不太文雅，但都是老实话。威灵顿公爵做不到像是坎宁派那样两副面孔待人，他常年担任战地指挥官的经历使得他始终坚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对于一名将军来说，你必须说话算话。

威灵顿公爵开口道：“所有的这些文件、议会改革法案其实都与原则无关。我听说过一大堆辉格党的原则、保皇党的原则、自由派的原则、坎宁派的原则，但是我得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准确定义，也没能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那么多原则，在我这里，只有一套原则，那就是不列颠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可以豁出命守卫它。为了它，我在滑铁卢战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