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日学校。

尽管洛维特等人的工作做得还算不错，但由于这场「新运动」背离了宪章运动的方向，所以很快便受到了左翼宪章派的口诛笔伐，伦敦的宪章协会通过决议谴责了洛维特等人，并指责道：「这些从事新运动的先生们将宪章派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无疑是笨拙的、

不明智且毫无道理的。」

但洛维特等人不仅没有因为谴责停步，反倒在教育计划之外，又搞起了禁烟禁酒运动，号召下层阶级摆脱这些既浪费钱又虚耗身体的不良嗜好。

而禁烟禁酒运动的影响力甚至还要高于教育计划，因为在《宪章派禁烟禁酒宣言》上签字的不止有洛维特、文森特和科林斯这三位发起者，许多老一辈的宪章派活动家也纷纷在上面联署，其中就包括了伦敦工人协会主席克里夫、《贫民卫报》的创办者赫瑟林顿、

伦敦民主协会的尼索姆，甚至连奥康内尔的大本营《北极星报》，他们的编辑希尔·洛厄里也参与了这场运动。

而禁烟禁酒运动最显著的成果，除了帮助许多工人摆脱不良习惯以外，便是为宪章派赢得了宗教界的支持。

当然，宗教界倒不是第一天开始支持宪章运动，事实上，哪怕早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某些激进教派就长期以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存在。

而在宪章运动兴起之前，教会势力中的非国教派也一直是10小时工作制和反对《新济贫法》运动的支持者。在国教势力相对薄弱的苏格兰，当地甚至建立了20个宪章派教会组织，苏格兰的非国教派牧师在布道时宣扬宪章运动更是司空见惯。

不过，虽然这些宪章运动内部的新运动客观上弘扬了宪章运动的影响力，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分裂了宪章派的势力。

以奥康内尔为首的左翼宪章派从最初就在强烈抨击这些新运动，但架不住相较于改良派的主张，他们的主张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亚瑟甚至认为，倘若不是1842年初的这波经济危机来得太猛太急，奥康内尔等人说不定很快就会随著时间的流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且，这波新危机的降临，不仅出乎了政府当局的预料，也出乎了奥康内尔等宪章派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