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谅祚被迫承诺不再袭扰横山沿边熟户，亦不再招降番部，大宋方才同意了暂时恢复边境上的榷场贸易，不过这也是只是暂时恢复，是否完全恢复，要视夏国接下来的态度而定。

但在大宋内部，因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

司马光上了一份奏疏。

这份奏疏很长，从头到尾没有提国债，却通篇都在论「信」。

他引经据典，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论语》的「民无信不立」，再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洋洋洒洒数千言，最后归结于一句。

「朝廷之信，不在帐册之详、不在张榜之频，而在朝廷之政，是否以民为贵。若朝廷以民为贵，则不借国债，民亦信之......今日朝廷发国债以纾民困，固是不得已之举，然国债之偿，终究要靠来年之税入，来年之税入，终究要靠百姓之膏血。朝廷今日借民之财以救民，明日取民之财以偿债，救民乎？剥民乎？」

虽然读著会血压飙升，但司马光的有些话，还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认为国债是朝廷向百姓伸手借钱，然后用百姓自己的血汗钱去还，而这笔钱不是朝廷挣来的，实则是朝廷从百姓身上刮来的，所以发国债的本质，是在透支未来的民力。

这个逻辑并非全然无理。

司马光的担忧则在于，国债偿债的「锚」在将来税入增长，而这个「增长」必然来源于对百姓更充分的汲取。

所以发国债跟加税，在本质上有啥区别呢？

但问题是，眼下朝廷面临的根本矛盾，不是未来会不会汲取百姓膏血的问题，朝廷就算没发国债，就不汲取百姓膏血了吗？当然也汲取。

而且，不发国债，眼下饥荒这一关就过不去，饥民要么饿死、要么造反，不管哪样，对百姓的伤害都远比未来被朝廷汲取膏血要大得多。

更何况，从「开源」的角度来看，其实司马光的立论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大宋不仅是对内通过征税获取财富，更可以在未来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财富。

所以陆北顾不仅并不打算写奏疏去反驳司马光，反而亲自去建议富弼不要在朝会上公开批驳。

「司马君实所论，并非无理。」

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