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气氤氲中，他睫毛微颤。

他接过杯子，没喝：“查到了一点边角。当年负责王振国行贿案的主审法官，现在是省高院刑庭副庭长。而‘蓝桥案’的终审裁定书，是他签发的。”

我心头一沉：“周屿和他……？”

“不认识。”林砚摇头，“但周屿的父亲，曾是市司法局政策法规处处长。2018年，他主导修订了《涉案财物管理实施细则》——那套细则，让某些证物袋的流转记录，可以‘因技术原因’缺失七十二小时。”

我猛地想起什么，冲进里屋翻出周屿的旧笔记本。那是本硬壳速写本，封面印着“徕卡影像工作坊”。我翻到末页，夹层里果然藏着一张泛黄便签，字迹是周屿惯用的瘦金体：

“沈砚，若你看到这张纸，说明我已出局。别信眼泪，信墨水。别信证词，信笔迹。真正的凶器，从来不在现场，而在归档的卷宗里。”

下面，是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几乎被岁月磨平：

“问林砚：2018.03.17，市局物证科，编号LQ-2018-047，那只蓝色塑料袋，最后去了哪？”

我攥着便签，手心全是汗。

林砚静静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

“那只袋子，”他声音很轻，“装着蓝桥案死者最后一块肋骨碎片。它本该送去省厅复检。但它在移交途中‘丢失’了。监控显示，它被一名穿深蓝制服的工作人员，带进了市局西侧档案楼B座——那里，存放着所有‘阶段性存疑’的未结案卷宗。”

“谁？”

“档案管理员，姓周。”

我浑身血液骤然冻结。

周屿的父亲，周明远。

我决定去见周明远。

不是以律师身份，不是以死者前女友身份，而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他另一个女儿，周屿同父异母的妹妹，周沅。

我花了两周时间，伪造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一套完整的成长轨迹资料，以及一段经过精密剪辑的童年录音——那是我翻遍旧硬盘，在十年前一次公益法律援助活动中，偶然录下的周明远的声音。他当时正在调解一起邻里纠纷，语气温和，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钝感。

我预约了他在司法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银龄法律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