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信任不是表演出来的。”

姚厚朴解开电脑锁，推到评估小组面前。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他一言一行地讲解，从十五年前创业初期那个在车库里写成的第一版推荐算法，到去年迭代的第六代隐私保护框架。哪些代码是他姐姐写的，哪些代码是他徒弟写的，哪一段因为优化过度被客户投诉过，哪一行曾经因为他熬夜到凌晨四点而多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缩进错误。

美国专家指着一行注释问：“这个‘//别骂我’是写给谁的？”

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