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会背景，没有阶级口号，就是一群普通人，今天去消毒街道，明天去搬运尸体，后天去记录死者。

没有人给他们下命令，没有人给他们发钱，甚至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

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比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册更让俾斯麦不安，因为它无法被纳入现有的监控框架。你没办法通过渗透来瓦解它，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

你没办法通过逮捕头目来瘫痪它，因为它根本没有头目；

你没办法通过查封印刷厂来阻止它，因为它不印刷任何东西。

它只用气味和脚步声，就提醒每一个人，它就在你的身边。

俾斯麦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下一份文件。这份是农业报告，讲的是今年土豆的收成。他看了几行，又放下了。

「施莱尼茨。」

「在，阁下。」

「告诉内政部，《鼠疫》这本书不必列入禁书目录。」

施莱尼茨愣了一下。他原以为俾斯麦会下令禁止这本书入境。

俾斯麦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道：「禁了它，它就成了殉道者的书了。柏林和慕尼黑那些波西米亚圈子正愁找不到东西可以标榜自己。

禁了《鼠疫》，他们反而会人手一本，拿来当反对帝国的旗帜。我们不可能检查每一个包裹、每一件行李。」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放行，但登记。」俾斯麦叉起最后那块熏鲑鱼，塞进嘴里，「各邦的海关开始抽查从法国入境的书籍，有《鼠疫》的就登记，

让内政部注意收到书的人是否与国内的工人协会或文学社团有联系。书店也可以卖它，但进货清单要抄送给当地警察分局。」

施莱尼茨拿出本子，把俾斯麦的话记了下来。

俾斯麦又看了一眼那份报告，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喝完，不由得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一一儒勒·费里，两任法国内阁总理。

那位法国前总理是他过去几年最可靠的对话者。费里虽然是个共和派，但他务实，没被复仇主义冲昏头，愿意和德国做交易。

俾斯麦原本计划通过费里拉拢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上联合对抗英国。

但费里在今年三月倒台了，导火索是在越南的失败，但深层原因是法国人受够了殖民战争的消耗，受够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