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不是用来沉溺的，是用来慰藉的。

那些淡忘了的细节，那些记不清的模样，其实都变成了心底的底气，让我们在焦虑的日常里，还能守住一点纯粹，在欲望的漩涡里，还能记得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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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初秋，改开后的第一届新生刚结束队列训练，日子便像邯郸路上的秋风般倏然掠过，一周时光竟在晨读的书声与课后的讨论中悄悄滑走。

彼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正从十余年的沉寂里慢慢苏醒：图书馆的木门不再紧锁，泛黄的古籍被小心地从书库取出；教务处贴在公告栏的课程表还带着油墨的清香，每一行字迹都透着“秩序正在重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而最让中文系新生们心潮澎湃的，是那一周里触碰到的、属于“大师”的学术世界。

本科课程的第一周，许成军几乎场场不落。

基础课的严谨自不必说，真正让他心头震颤的，是诸位先生开设的专业课。

观点未必全然正确。

但是内容、视角、范围、讲解方式却让你震撼。

这年代的教授们就一缸水、一本书、一支粉笔，深入浅出，讲解自己的观点。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场穿越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盛宴。

蒋孔阳先生的《美学与人生》《文学概论》，是每周最让学生期待的课。

先生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本翘脚的讲义，走上讲台时没有多余的寒暄，一开口便将“美”从抽象的概念拉进现实。

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锚点，先从容道来康德《判断力批判》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转而便翻到鲁迅《祝福》的原文，指着“祥林嫂”三个字说：“这便是‘典型人物’的生命力——她不是某个具体的妇人，却是旧中国千万底层女性的灵魂缩影。”

讲到动情处，先生会停下笔，目光扫过台下睁大眼睛的学生，慢悠悠补充：“美学不是空中楼阁，是要和人生贴在一起的；文学也不是文字游戏，是要照见人的灵魂的。”

有学生追着问：“康德与鲁迅的美学观是否有冲突”。

先生不慌不忙，从《朝花夕拾》的温情讲到《野草》的冷峻，再回扣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层层剖析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