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愈发恳切：

“更何况，这些西夷向来贪婪。他们若无朝贡资格，又拒绝称臣，不愿纳入我大明的朝贡体系，凭什么与我们做生意？

老臣听闻，那葡萄牙人早已占据了澳门，名为‘借居’，实则与割据无异。

若再许他们正式通商，他日必生觊觎之心，难保不会像倭寇那般，觊觎我沿海领土！”

提及倭寇，方从哲的声音沉了几分：

“再者，一旦放开沿海通商，商贾往来繁盛，难免鱼龙混杂。

昔日嘉靖年间的倭乱，便是因海禁松弛、奸商勾结倭寇而起，那一次，朝廷花了多少军饷，死了多少将士，才将乱局平定？

如今若重蹈覆辙，辽东战事未平，西南又有奢崇明异动，朝廷哪里还有精力应对沿海的乱事？”

一番话下来，方从哲几乎将“反对通商”的理由说尽，从“天朝上国体面”到“领土安全”，再到“倭寇隐患”，每一条都紧扣传统治国理念，句句都想劝朱由校打消通商的念头。

朱由校始终没有打断他，待方从哲说完，才缓缓开口。

“元辅所言，皆是祖制旧理，可如今的局面，已非太祖、成祖之时可比了。”

他抬手指了指案角一份不起眼的奏报：

“这份是福建巡抚递来的密折，上面写着，福建、广东沿海的百姓，早已通过吕宋、马六甲等中转站，与西夷私下贸易。

用我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换取他们从美洲运来的白银，一年下来，走私的规模不下百万两。

这些财富，都落入了商贾、海盗的腰包，朝廷却分文未得，反而要耗费军饷去查禁走私，这难道是长久之计？”

方从哲闻言一怔，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

他虽知晓沿海有走私，却不知规模竟如此之大。

朱由校继续说道：“至于倭寇，元辅怕是还不知道，如今的倭国，已不是嘉靖年间那般混乱。

德川幕府掌权后，厉行闭关锁国，严禁倭人出海，连过往的商船都要严加盘查，所谓‘倭寇’，早已不成气候。”

“更何况，昔日东南倭乱，十之八九是沿海百姓因海禁断绝生路，才被逼着与少数真倭勾结。

若朝廷能开放通商，给百姓一条活路，又何愁倭乱再起？”

“至于‘以夷变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