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影用的是自己改的乱针——胆子不小，但改得对。”她用拇指摩挲着老樟树的树干纹路，“这棵树还没绣完，你准备用什么针法？”

“钉线绣。树皮要粗，用钉线才有肌理。”

“会钉线绣的年轻人不多。”董掌柜把绣片叠好，推回给她，“留下试试。学徒工包吃住，前三个月没工钱，三个月后看本事定价。”

“我能不能先预支半个月工钱？”

董掌柜挑了一下眉毛。

“不是给我自己。”阿贝说，“我爹治病欠了钱，我想尽快还。”

董掌柜沉默了片刻，拉开抽屉，拿出五块银元排在桌上。银元在柜台玻璃上发出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预支一个月，从你以后的工钱里扣。”

阿贝看着那五块银元，手在包袱带上攥了又攥，最后把手伸出去，一块一块地把银元收进布口袋里。收完她弯腰朝董掌柜鞠了一个躬，额头差点碰到柜台。

“谢谢掌柜。我会用针脚还的。”

阿贝在瑞祥绣坊的后院住下了。那是一间不到六平米的杂物间改的小屋，一张竹床、一张条桌、一盏煤油灯，窗户对着隔壁澡堂子的后墙，一天到晚见不到太阳，但便宜。她把养母的包袱皮铺在桌上当桌布，把那块糯米糕放在窗台上——虽然已经硬得能砸钉子，但那是养母做的最后一块糕。

她每天寅时起床，先给绣坊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然后坐在绣架前一直绣到天黑。董掌柜给她派的第一件活是绣一批出口南洋的桌布，花样是固定的——牡丹、蝴蝶、如意纹，俗气但好卖。阿贝一天能绣三块，针脚工整得能用尺子量，次品率是零。

但她心里一直记着养父的病和那半块玉。

来沪上的第三个月，她终于攒够了寄回家的钱。她把银元一张一张数好，用油纸包了五层，塞进信封里，在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了“爹娘亲启”四个字，拿到邮局寄了挂号。寄完钱她站在邮局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大事，像是完成了一个在心里放了很久很久的任务。

那晚她没有加班。她坐在竹床上，把半块玉佩从包袱里翻出来，对着煤油灯翻来覆去地看。灯芯噼啪跳了一下，橘黄色的光在玉佩的水线断面上闪了闪，像一滴眼泪。

这块玉的主人到底是谁？另半块在哪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