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送花人身份的字迹。

但他知道是谁。

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

不是作为证物，不是作为战利品，不是作为他等待了七年的那句“对不起”。

他只是把它搁在薛母墓碑的基座上。

让它靠着那束泛黄的白菊。

像把一封信，投进了永远不会有收件人签收的邮筒。

“薛紫英。”他开口。

风忽然停了。

整片墓园静得像被按了暂停键。

“七年了，”他说，“我一直在等你解释。”

他顿了顿。

“今天我知道了。”

他看着那束白菊。

花瓣边缘泛着枯黄色，但花蕊还是白的。像她七年前离开咖啡店时穿的羊绒大衣，领口那枚平安符——也是白的。

“你没有对不起我。”他说。

“你只是对不起自己。”

他站起身。

膝盖在地上压出一道浅印。

他没有拍。

他转身，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

没有回头。

苏砚靠在车门边。

她看见陆时衍从墓园门口走出来。他的步态和进去时不太一样——不是更轻松，是更直了。

她什么都没问。

只是把副驾驶那侧的车门拉开。

陆时衍坐进去。

他看了一眼仪表台。

那枚硬盘还在那里。贴着挡风玻璃，正对前方。

苏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没留下？”她问。

“留下了。”陆时衍说。

他顿了顿。

“她会收到的。”

苏砚没有追问她怎么收。

她只是发动车子，驶离墓园山脚。

这一次她问的是：

“回律所，还是去我那儿？”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

“你那儿。”他说。

“有些事，该从头说一遍了。”

苏砚的公寓在城东二十七层。

落地窗正对CBD的天际线，夕阳把楼群的玻璃幕墙烧成一片金红。她开了两罐苏打水，把其中一罐推过茶几。

陆时衍接过来，没有喝。

他望着窗外那片正在黯淡的天际线。

“我第一次见薛紫英，”他说，“是研二那年。”

苏砚没有说话。

“她在林建勋的律所做实习律师，代理一个很小的劳动争议案。被告方请的是我们导师的团队，我是助理。”

他顿了顿。

“那个案子标的额只有六万八。双方当事人都没什么钱，原告是个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被告是个快破产的小包工头。这种案子在律所是‘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