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像一把刀，剜在他心上——章怀义是他敬重了十几年的导师，是他在法学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可现在，这个人的声音从录音里传出来，说的却是那样的话。

“可怜虫。”苏砚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他说我是可怜虫。”

陆时衍转头看向她。

苏砚的脸上没有眼泪，甚至没有愤怒。她只是平静地重复着那个词，像是在咀嚼一颗苦涩的药丸。

“我八岁那年，我爸公司破产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说的。”她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说不清的东西，“那天晚上，我爸带我去见一个人。他说那个人能救公司，只要那个人愿意帮忙。我们等在那个人家门口等了三个小时，从下午等到天黑。我爸一直在练习该怎么说话，怎么求人。”

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叹息。

“后来那个人回来了。他下车的时候，看见我们，皱了皱眉，说了一句话——‘老苏，你这是干什么？带着孩子来求我？你也是个体面人，别弄得这么难看。’”

陆时衍的心猛地抽紧了。

苏砚继续说：“我爸跪下了。就在那个人家门口，跪在地上。他让我也跟着跪下。那个人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进了门，把门关上了。从头到尾，没说第二句话。”

她转过头，看着陆时衍。

“那个人，就是章怀义。”

陆时衍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苏砚把录音笔放回牛皮纸袋，深吸一口气。

“这录音，薛紫英怎么给你的？”

陆时衍稳了稳情绪，说：“半小时前，她约我在律所旁边的咖啡厅见面。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角落里，脸色很差。她把纸袋塞给我，说了那句话，就走了。我追出去，她已经上了出租车。”

“她有没有说录音从哪儿来的？”

陆时衍摇头：“没有。但以她的处境，能拿到这个，肯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苏砚沉默了几秒，忽然问：“你信她吗？”

这个问题让陆时衍愣住了。

他想起薛紫英当年离开时的决绝，想起她在法庭上作为对手时的咄咄逼人，想起她这次回来后那些若即若离的试探。他也想起刚才在咖啡厅里，她把纸袋塞给他时，那双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恐惧。

“我不知道。”他老实地说，“但这支录音，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