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韩景尧本人承认存在恶意串通的证据。这三样东西，你一样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苏砚站起身来，走到会客室角落的保险柜前——那是律所为重要客户准备的临时存放设备。她输入了一串密码，从里面取出一个档案袋，抽出一沓装订整齐的文件放在桌上。

“我父亲的破产案，我从九岁开始查，查到今天，二十二个年头。”她指着第一份文件，“这是当年苏氏精密仪器的供应商名单，破产前三个月所有供应商同时取消合作，理由是‘行业调整’，但查了工商信息之后会发现，这些供应商在取消合作的前后两周内，都收到了来自同一家资本机构的注资。第二份，这是我父亲公司的专利转让记录，四项核心技术专利在破产清算中以不到市场价值百分之一的价格被一家壳公司收购，半年后这些专利出现在韩景尧当时任职的资本机构的关联企业名下。第三份——”

陆时衍抬手制止了她，拿起第一份文件开始翻看。会客室里安静下来，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苏砚看着他，观察他阅读时的每一个细节——眉心的细微收紧、嘴角线条的抿动、翻页时手指力度微小的变化。

她花了二十二年学会一件事：在商业谈判中，表情可以伪装，语气可以设计，但一个人在阅读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文件时的微表情，骗不了人。

陆时衍用了十七分钟把三份文件全部看完。他把最后一张纸放回桌上，闭上眼睛揉了揉眉心，然后睁开眼看着她，眼神里多了一层苏砚之前从未见过的重量。

“这些材料，你手上还有没有备份？”

“有。”

“那就好。”他站起来走到书法条幅下面，仰头看了看那四个字——“持正守心”，像是在问自己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苏总，从现在开始，我会用我个人身份帮你调查这个案子。但有一个前提——你手上这些材料目前只能证明资本运作上的疑点，还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证据。要扳倒韩景尧，我需要比他更干净、更严谨、更滴水不漏的证据链。”

“你愿意这么做，是因为照片上那个人是你的导师？”苏砚问。

“不。”陆时衍转过身来，目光和她撞在一起，坦荡得像一面没有灰尘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