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来的资方代表是个年轻人，比你现在还小几岁。他给我看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说苏氏手里那几项精密仪器专利如果被他们拿到，至少能撬动五个亿的市场。但苏砚的父亲不愿意卖，他想自己做，想把这些技术留在中国。所以资方决定逼他卖。”

“怎么逼？”

“恶意诉讼。用知识产权侵权的名义起诉苏氏，把官司拖长，拖到苏氏的现金流断裂。到时候资方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低价收购。这个方案是我写的。”

贺铭远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案例。他把最后一截烟头从烟灰缸里捡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陆时衍面前。

“打开看看。”

陆时衍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病号服，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手腕上缠着绷带。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苏建民，摄于2004年3月17日，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建民。苏砚的父亲。

“这张照片是苏建民自杀未遂的第二天，我偷偷去拍的。”贺铭远的声音忽然变得沙哑起来，“我去医院不是去看他，是去确认——确认他还活着。因为如果他死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捂不住了。”

陆时衍握着照片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他见过无数的证据，看过无数的卷宗，但没有一份像这张照片一样让他觉得烫手。因为照片背面那一行字的笔迹他太熟悉了，是贺铭远的手书，连收笔时那个微微上挑的弧度都一样——但这次那个弧度不是落在法律意见书的落款上，而是落在一个被逼到自杀的人的照片背面。

“之后的二十年，我每年都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看一次。”贺铭远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眼神空洞，“每次看完我都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第二年我又会接新的活，写新的方案，算计新的人。时衍，你有没有算过，一个律师一旦开始出卖自己的专业，他能卖多少次？”

“无数次。”陆时衍说。

“对，无数次。因为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每次都有新的理由可以说服自己——这次情况特殊，这次对方本来就有问题，这次我不做也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