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的学生装的，还有穿土布褂子的，五花八门，站在一起却齐刷刷地挺着胸膛，像一片刚栽下去的树苗。

沈砚之穿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五色共和徽章——那是民国元年的老物件，铜面已经磨得发了亮。他站在一百三十七人面前，寒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飘，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传到了最后一排。

“诸位，”他说，“今天站在这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我的袍泽。不管你们以前是当兵的、种地的、念书的还是做生意的，从今天起，只有一个身份——西南讲武堂学员。”

操场上的风停了。连炊事班的伙夫都放下了手里的锅铲，站在厨房门口听着。不远处的屋檐上停了一排麻雀，也不叫了。

“我不会跟你们说什么光宗耀祖、升官发财。那些话有人会说，我不说。我只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五千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破碎过。皇帝推翻了，共和有了，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苦。北边有军阀，东边有列强，西南的老百姓被土司、烟贩和土匪一层层剥皮。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没有一批真正懂军事、懂国家、懂百姓的军官。”

他的声音不高，但操场上一百三十七个人，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

“你们在这里学三年，三年之后走出去，每个人的肩膀上都要扛一颗星。那颗星不是给你们自己扛的，是给你们身后那四万万老百姓扛的。你们记住，兵是老百姓养的，枪是老百姓造的，每一颗子弹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子弹打出去，要么打死敌人，要么打死你们自己。不能浪费。”

操场上依然是安静的，安静得像是连呼吸都被压低了。然后沈砚之忽然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你们选择在这个最坏的年头拿起枪，把命交给我。沈砚之无以为报，只有一条——我带你们走上战场，就一定带你们走下战场。如果不能，我走在你们前面。”

他直起身子，转过身，面对那面临时竖起来的旗杆。旗杆是一根从山上砍下来的毛竹，翠绿色的竹皮还在，竹节上的细毛被风吹得一颤一颤。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被系在绳子上。

“全体都有——”程振邦的声音突然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