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所现有登记人口四百一十二人，其中感染者七十九例，三十六人已进入高烧结霜阶段。我们有基础防护设施，但没有研发能力。你们有药，我们有人命。”他语气没变，可字眼开始扎人，“我们不要求优先救治，也不索要生产权。只要解药原液共享，以及基础合成流程。”

她说：“你说完了？”

“还没。”他摇头，“我们以‘人类共存公约’第十二条提出正式请求——灾难环境下，关键生存技术不得私有化。这是人道主义底线。”

她嗤了一声。

这声不是冷笑，也不是愤怒，就是单纯的不信，像听见谁说“明天会下雨所以不用带伞”一样荒谬。

“人道主义？”她终于抬眼，“你们连药是不是真能救命都不知道，就敢拿公约压人？”

“视频里的人活了。”

“拍到我胸口反光，就觉得我手里有药？”

“不止反光。我们比对了监控盲区时间轴，你凌晨三点二十一分离开B-7实验室，四点零七分出现在B-3门口，期间无停留记录。而李成的生命体征在四点十三分开始回升。”他盯着她，“误差不超过六分钟。这不是运气，是注射生效时间窗口。”

她没动。

原来他们连时间轴都扒出来了。不是临时起意，是带着数据来的。

“你们不怕我给的是毒？”她问。

“怕。但我们更怕什么都不做。”他声音沉了半度，“如果那是毒，至少说明你在试错。可如果是药，你藏着，就是在判别人死刑。”

她手指在铁盒上滑了一圈。

这人没提交换条件，没谈资源置换，也没说“我们可以提供人力保护”。直接上道德高地，把“不给”定义成“杀人”。

高明。

也恶心。

“你们第三避难所，谁负责医疗组？”她忽然问。

“王医生，灾前是传染病研究所副职。”

“他知道病毒特性？”

“知道。我们有从旧疾控中心抢出来的分析仪，虽然老旧，但能跑基础模型。”

“那他应该清楚，这病不是靠一支药就能解决的。”她慢慢说，“病毒在变异，宿主反应个体差异极大。我现在手里能用的有效剂量，撑死救五个人。多打一针，我自己就得趴下。”

吴代表没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