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套以“租庸调”为核心的体系，这套体系针对的是自耕农和土地，但对于日益繁荣的工商业交易，征收的手段和力度都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大量商业财富游离于国家税赋体系之外，这是大唐财政最大的结构性隐患。

“若是由先生来设计这套商税制度，”沈清宴放下茶杯，“先生会怎么做？”

王过抬眼看了沈清宴一眼。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语速不快不慢，条理清晰：“老朽以为，商税不可一概而论。行商与坐商不同，大宗交易与小本买卖不同，本地交易与跨州贩运也不同。若是一刀切地收税，要么收得太重把商贾逼走，要么收得太轻形同虚设。”

他伸出手指在桌面上点了三下：“老朽以为可分三类来定。第一类，坐商。也就是在城中有固定店铺、常年经营的商贾。这些人有固定铺面、有存货、有往来账目，收税最易。可按店铺规模、销售额估算税额，每季一征。第二类，行商。也就是走南闯北贩运货物的商帮。他们无固定店铺，货物在哪里卖就在哪里交税，适合在关津要道设卡收取过税，按货物价值抽成。第三类，大宗交易——粮、盐、铁、茶、绢帛这些大批量流通的物资。这一类体量大、利润高，可以设定专门税率，按每批交易的数额计征。”

沈清宴听完，微微点了点头。王过的思路和他预想的差不多，但比他想象得更细致。他将这三类税制在心里过了一遍，又追问道：“那先生以为，这三类税各征几何，既不伤了商贾的元气，又能让国库真正受益？”

王过想了想，道：“坐商之税，可定在利润的一成到一成半之间，看规模大小浮动。行商之过税，每值百钱抽两钱，算是合理。大宗交易再略高些——每百钱抽三钱。老朽粗略估算过，若是这三类商税全部铺开实施，朝廷每年的商税收入大约可达到田赋的三成左右。”

三成。沈清宴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若是商税能占到田赋的三成，国库每年的进项就能比现在多出一大截来。这笔钱可以用来修路、兴修水利、储备军粮、赈济灾荒，也可以在不增加田赋的前提下让朝廷有更多余力做长远规划。

“先生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