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指着，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移动，像怕碰碎了什么。

“这个，是我。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腰也挺。”

他指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这个，是我师兄。后来累倒了，再没起来。”

指到第三个人，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声音轻下去：

“这个，是我师弟。文革的时候被打死了。”

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低下头，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悄悄擦眼睛。

老李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脸上看不出表情，但眼眶红了，红得厉害。

老周的老花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了，攥在手里，镜片上有一滴泪，亮晶晶的。

老赵把拐杖靠在椅背上，两手撑着膝盖，腰挺着，像他年轻时站在戈壁滩上那样。

钱老把照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擦了很久。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哭。”他的声音忽然硬起来，像戈壁滩上的石头，“是要你们记住。”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一字一句道：

“你们手里这枚火箭，不是你们的。是他们的。他们没做完的事，你们替他们做。他们没飞上去的梦，你们替他们飞。你们要是搞砸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低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对不起他们。”

大厅里安静了很久。

陆远站起来。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走到台前，站定，看着钱老。

然后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鞠躬，是九十度，弯下去就不起来那种。

脊背弓着，像一根被压弯的竹子。

“钱老。”他的声音从喉咙里闷出来，闷了很久，“我们不会搞砸。我们会让这枚火箭，替他们飞一次。”

全场起立。

椅子声哗啦啦响成一片，没有人指挥，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老李第一个，老周扶着椅背站起来，老赵把拐杖抓起来又放下，撑着桌子站直了。

那些年轻工程师，有的还攥着扳手，有的工作服上全是油渍，都站得笔直。

他们弯下腰，齐刷刷地向台上的老人鞠躬。

有人弯得很深，有人弯得不那么深，但每一颗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