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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王涛探进半个脑袋。

“贺哥，抢救室来了个酒精中毒的，你来不来？”

贺知舟把照片和纸张塞回信封，放在枕头底下。

“什么程度？”

“喝了一斤半白酒，呕吐，意识模糊。”

“洗胃了吗？”

“正在准备。”

“纳洛酮推了没有？”

“推了零点四毫克。”

“先观察十分钟，不清醒就再追加零点四。”贺知舟说，“胃管插了没有？”

“插了，正在引流胃内容物。”

“行，你盯着，有变化叫我。”

王涛的脑袋缩回去了，门带上了。

贺知舟坐在床边，手搭在枕头上，指尖碰到了信封的边角。

他没有再拿出来看。

过了十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最底下那层抽屉。

抽屉里已经有四个信封了，颜色不同，大小不一，但规格都差不多，全是国际邮件。

最早的一封邮戳日期是一年前，第二封是九个月前，第三封是半年前，第四封是三个月前。

现在是第五封。

每封信里都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两行字。

第一封的照片是Charité外科中心的走廊，字写着：走廊重新粉刷了，你以前嫌的那个颜色换掉了。

第二封是柏林动物园的大门，字写着：园里新来了一对熊猫，你以前说想去看的。

第三封是一家越南粉店的门头，字写着：你常去的那家粉店换了厨师，味道不如以前了。

第四封是施普雷河边的一张长椅，字写着：河边的椅子还在，油漆剥了，没人补。

贺知舟把第五封信放进去，和前面四封摞在一起。

五个信封，整整齐齐。

他看了两秒，关上抽屉。

信从来没有署名。

但他知道是谁寄的。

整个柏林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喜欢吃越南粉，知道他嫌走廊颜色难看，知道他窗台上有一盆文竹。

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

是回了信就会有回信的地址，有了地址就会有痕迹，有了痕迹就会有人顺着这根线摸过来。

他不能让这根线连上。

不是为了自己。

手机响了，王涛的电话。

“贺哥，酒精中毒那个清醒了，吐了一地，护士喊你过去签医嘱。”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