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回应，这套动作符合律师建议。”

贺知舟把年会演讲初稿调出来。

“他们准备认罪？”

“现在还不能这么判断。保持沉默不等于认罪，只能说明他的律师认为继续公开对抗的风险更大。”

“具体风险？”

“公开声明可能和后续问讯冲突，继续联系证人容易被解释为干扰调查，频繁转移研究资料也会留下痕迹。”

陈志远翻动文件，纸页声靠近听筒。

“立案前，他可以用机构声明影响舆论；立案以后，每句话都有可能进入卷宗。”

“所以他选择不讲话。”

“标准策略。减少动作，配合调取，等检方拿出证据，再决定是否承认部分事实。”

贺知舟看着屏幕上的预警机制流程图。

“他会推给谁？”

“有可能推给项目执行人员，也可能强调术中情况紧急，把追加用药包装成临床判断。”

“原始医嘱不存在。”

“这点对他不利，药品领用记录和生命体征时间线也对不上。”

“修改记录呢？”

“如果技术鉴定确认了补录时间，责任会更重。”

陈志远换了份文件。

“另外，医院的配合程度比前期高。伦理委员会冻结职务以后，院方没有继续替他发布公开声明。”

“开始切割了？”

“法律层面叫风险控制，大家理解的意思差不多。”

桌上的手机又亮了一次。

韩明哲发来柏林医学论坛的页面，Marcus原定下个月参加的三场专题讨论，嘉宾名单里已经找不到他的名字。

其中一场的主题恰好是临床研究诚信。

贺知舟扫了一眼，关掉页面。

“他沉默多久都没用。”

“你还是认为结果不会变？”

“证据不会因为他请假消失。”

“这点没错，不过调查结论需要时间。你别在这段时间自行联系涉案人员。”

“我没兴趣找他。”

“也别接受媒体的远程采访，最近有两家德国媒体在打听你的身份。”

“都拒了。”

“很好，继续保持。”

陈志远那边安静片刻，杯子碰到桌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说实话，他全面停止工作，已经算是间接承认局势不利。继续留在手术台和学术委员会，只会让医院承担更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