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顾深接到一个电话。

他站在阳台上接听，声音压得很低。沈清辞在厨房热豆浆，隔着磨砂玻璃门看到他的背影——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肩膀线条绷得很紧。不是紧张，是警觉。

挂了电话，他走进厨房。

“纪怀德的律师打来的。他想见我。”

沈清辞把豆浆端到餐桌上。“在哪。”

“看守所。”

“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他指名要我一个人去。”

沈清辞端起豆浆喝了一口，没说话。上次纪怀德指名见她，是在城南茶馆——他抖出赵家干股的内幕，把原始合同交给她，临走前说“查到底”。她信他这一次，不是信他的人品，是信他的动机。但这次他要见的是顾深，不是她。

“你去不去。”她问。

“去。”顾深坐下来，拿起筷子。桌上有一碟榨菜，他夹了一根，放在粥碗边上。“他要说的是我爸的事。不管是什么，我都要听。”

“好。”

“但他指名要我一个人。”

“我知道。”

“你不怕他说什么。”

“怕。”她放下杯子，“但你不去，会更怕。”

顾深看着她。豆浆的热气在她镜片上蒙了一层薄雾，她没擦，端着杯子继续喝。他发现她现在说“怕”字时，语气和从前不同——从前是克制，现在是坦白。她怕，但她不拦他。

“下午你在家。”他说。

“不。我在看守所外面等。”

“外面冷。”

“车里不冷。”

“可能要很久。”

“我等过。”她推了推眼镜，“上次你在茶馆楼下等我。这次换我。”

他没再说什么。低头喝粥。

下午两点，顾深开车抵达看守所。

天色比清晨更阴沉。沈清辞坐在副驾驶，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又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审计准则解读》，封面旧得起了毛边。他下车前看了她一眼。她已经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有事打电话。”

“嗯。”

“出来给你发消息。”

“好。”

他推开车门，往看守所大门走去。她看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