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会这样评价：1980年秋天的这场争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走向自主建构的真正起点。

从那以后，「西方标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视角」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

而在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许成军，正坐在朱东润先生的书房里，整理读者来信。

桌上堆著几百封信，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生、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几位监狱里的犯人。

一封来自宁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写信人是个中学语文教师，字迹工整：「许成军同志：我在偏远的西北小城教书，这里连《读书》杂志都要晚半个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们手抄传阅。您说得对，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虽然我不知道新路具体怎么走，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课堂上讲《包身工》《荷花淀》时，会多一份底气——这是中国的故事，该用中国的眼光来讲。」

许成军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一群鸽子飞过，鸽哨声悠长。

而刚消停了没几天。

不知怎的，舆论风气又忽而一变。

一时间，各种报刊上再次硝烟弥漫，一场围绕拉美文学阐释权的「文化战争」全面爆发。

第一轮猛攻来自学术权威。

10月25日，《文学评论》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赵锐的长文《警惕文化民粹主义倾向评许成军同志的几个观点》。

赵教授是国内研究西方浪漫主义的权威，文章旁征博引，气势逼人：「许成军同志以文化自觉」为名，实则贩卖一种危险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否定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试图用情绪化的热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对学术规范的公然蔑视！」

「更危险的是，他将文学批评政治化、民族主义化。按照他的逻辑，是否所有外来理论都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那我们要不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西方理论」？这种思维一旦蔓延，将把我们重新拖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文章最后，赵教授语重心长地写道：「年轻人有热血是好的，但学术需要冷头脑。建议许成军同志多读几本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