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

2018年11月2日。

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

不是他直接出面。

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

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

他教了三十年了。

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就在教这件事。

2019年6月17日。

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

1989年。

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

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对方“感谢”他的现金。

十五万。

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

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

我写了日期。

没写是谁放的。

2019年7月23日。

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他说紫英，你这两年瘦了很多，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摇头。

他笑了笑，说那就好。

他说你知道的，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

——他从来没有女儿。

他把我当提线木偶。

2020年1月15日。

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

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

他质证的时候，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

全场都在看苏砚。

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

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

他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17日。

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

七年了。

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

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

我说不出口。

他说：“薛律师，你约我有什么事？”

薛律师。

不是紫英。

我喝完了那杯咖啡。

然后我说：“没事了。”

2020年12月31日。

跨年夜。

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

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十三段录音、四十一封邮件截图。

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

命名：证据。

然后我删了它。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攒够勇气。

2021年4月17日。

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

没有庆祝。

没有人记得。

苏砚开会时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