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端着一碗面，对着镜头翻白眼。

苏砚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怎么了？”

“没怎么。”她迅速把照片拖进时间线的对应位置，“我只是在想——你那时候还会翻白眼。现在的你不会了。”

陆时衍没有回应这句话。

因为她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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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开始有光了。不是日光，是城市最早醒来的一批灯——环卫车的黄色顶灯、24小时便利店的白色招牌、写字楼里通宵加班的人打开走廊灯。这些光透过地下实验室唯一的磨砂玻璃窗，洒在苏砚侧脸上，像一层薄薄的盐霜。

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脊椎发出几声清脆的响。

“这些够吗？”她问。

“这些只能证明我的履历是真实的。但周牧之伪造的那些文件，依然可以被人拿来攻击我。我需要一个更直接的证据——证明当年那场破产案的核心证据是伪造的。”

“什么证据？”

“你父亲真正的签名。”陆时衍说，“苏远山2008年之后的签名，任何一份都可以。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份真迹，跟周牧之伪造的那份签到表做笔迹比对，就能证明那张签到表是假的。”

苏砚沉默了。

苏远山2008年破产之后一蹶不振，长期住在郊区的廉价出租屋里，几乎不跟外界联系。2010年他病逝于肺癌，临终前苏砚甚至没能见上最后一面——那年她刚拿到第一个天使投资，在去医院的路上接到电话说人已经走了。

他留下的遗物很少。几件旧衣服，一箱书，一个用了二十年的铁皮饭盒。

没有签名，没有字迹。好像他在破产之后就不再写字了，好像他刻意要把自己从这个世界抹去。

“我家里有一个我爸的日记本，”苏砚的声音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是上初中时候写的。他一直写到——破产那天。最后一页是2008年6月14日，只有一行字。”

“写的什么？”

“‘砚砚，爸爸明天要去签一份文件。签完就回家。’”

苏砚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哽咽，语气平稳得像在读一段不相干的新闻。但陆时衍注意到她的手——她的右手在桌子下面，掐着自己的左手虎口，掐得那一小块皮肤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

“然后他没有回家。”苏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