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多伦多比较老的工业区，街道两旁全是低矮的红砖厂房和仓库，偶尔夹着几栋灰扑扑的居民楼。路边停着的车大多锈迹斑斑，有些车窗破了没修，用黑色垃圾袋蒙着。

她找到地址上的那栋楼，爬上三楼，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苍老的脸。那张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发白。但最让薛紫英心里一沉的，是他脖子上挂着的那根塑料绳，绳子上串着一张褪色的工牌，工牌上的照片还很年轻——一个穿着工装、笑得眯起眼睛的中年汉子。

“赵师傅？”薛紫英用中文说，“我是跟您约好的薛律师。”

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窗帘全部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是常年不通风的闷味混着药膏的苦味，还有某种更深层的、像是希望被熬干之后留下的灰烬气息。

老赵请她在一张老旧的布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的一把折叠椅上。他坐下之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不是感谢，而是一句让薛紫英愣住了的问题。

“薛律师，您跟我说实话，您觉得我这种人的命还值不值钱？”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要控诉什么，倒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确认过很多遍的事实。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或者“菜市场的白菜涨价了”。

薛紫英沉默了几秒。

她见过太多当事人在第一次会面时情绪崩溃或者愤慨激昂。愤怒的人好办，愤怒说明他还在期待公正。崩溃的人也好办，崩溃说明他还没放弃。最难办的是老赵这种——他不愤怒也不崩溃，他只是平静地、坦然地觉得自己不值钱。

“赵师傅，”薛紫英放下手里的文件夹，身体微微前倾，让自己的视线和老赵持平，“我不跟您谈命值不值钱。我是律师，律师谈的是法律。按照安省劳工法，您这种情况属于非法解雇加工伤赔偿，工厂需要支付您离职补偿金、医疗补助金和惩罚性赔偿金。”

她翻开文件夹，把整理好的法条和赔偿计算表格推到老赵面前。

“我帮您算过了。按您七年的工龄和去年的平均薪资，加上尘肺的医疗费用预估，最低能争取到这个数。”

她用手指在表格底部的数字上轻轻点了一下。

老赵低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