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嗓子眼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气音。

然后他忽然站了起来，踉跄了两步，在薛紫英面前弯下了腰。

薛紫英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弹了起来，一把扶住他的肩膀，“赵师傅您干什么——”

“薛律师，”老赵的声音终于有了变化，从干涸的枯井变成了一汪微微泛着涟漪的浑水，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我去年在超市门口蹲了三天，问了四十七个人。有四十六个没理我，最后一个停下来听我说了两句，然后跟我说，你别找律师了，你这种人没钱没身份，律师不会管你的。”

他抬起头，眼睛是湿的，但眼泪没有掉下来。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薛紫英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被苦难反复碾压之后重新亮起来的、极其微弱的、像灰烬底下还没熄灭的余烬一样的光。

“您是第一个主动来找我的。”老赵说。

薛紫英看着他，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

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拿到法学院录取通知书那天，她站在学校的布告栏前面，把录取通知看了又看，然后掏出手机打给家里。她妈在电话里高兴得哭了出来，她爸抢过电话说闺女你以后当了律师，一定要给好人做主。她当时笑着答应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毕业之后进大律所，赚大钱，给家里换房子，让她妈不用再为换肾的手术费发愁。

后来她做到了。进了大律所，赚了很多钱，她妈的手术费够了，家里的房子换了。但她答应她爸的那句话——“给好人做主”——好像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她替资本圈的那些大鳄们打过无数场官司，每一场都赢得漂亮，但她从来没问过自己，那些官司打赢了之后，吃亏的到底是不是好人。

直到今天，在多伦多一条老工业区的灰扑扑的街道上，在一间空气污浊的老旧公寓里，面对着一个她觉得自己的命不值钱的老工人，她才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

“赵师傅，”她扶着他的胳膊，让他重新在椅子上坐好，声音放得很轻很稳，“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之前替坏人打过很多官司，赚过很多不该赚的钱。但我想改。”

她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