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激化了社会矛盾。

正因这些未尽的缺憾，贞观盛世并非绝对的完美治世。至太宗晚年，民生疲敝、赋税增重、徭役繁重的问题逐渐凸显，地方零星爆发农民起义，盛世之下暗藏隐忧。唐太宗晚年已然自知得失，深刻明白自己的施政举措，距离《道德经》所要求的“圣人无为、万民自化、天下大同”的君主标准尚有极大差距。因此，他临终前特意叮嘱太子李治，切勿全然效仿自己的执政方式，希望后继之君能进一步恪守安民之道、摒弃征战之弊、深耕无为治世的内核，弥补自己一生的施政缺憾。

综上，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以道治国、学以致用的典范帝王。他深耕《道德经》智慧，将古典哲学完美转化为治国实践，缔造了贞观盛世；却又受限于时代与阶级的桎梏，未能实现道治理想的终极落地。其一生的施政得失，也恰恰印证了中华传统治道“知行合一、精进无止”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