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他清瘦的脸上，照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

他的目光穿过窗户，望向院子里的老槐树，望向树冠间漏下的斑驳阳光，望向那些在树叶间跳来跳去的麻雀。

蝉鸣声从老槐树上传来，一声一声，吵得人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关窗户，就那么站在窗前，让阳光照着他的脸，让蝉鸣填满他的耳朵。

“二十余万人。”他低声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对窗外的蝉说话，“皇帝下手真狠呀。”

没有人回答他。

与此同时，杭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江南的每一个府、每一个县，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场景。

士绅们关起门来，压低声音，商量着同一件事——怎么把之前煽动起来的民怨按下去，怎么把自己从这场风暴中摘出来。

杭州的士绅们反应最快，杭州离福建近，消息传得快，福建的惨状他们听得最清楚。

杭州知府甚至不需要再派人去催，杭州的士绅就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愿意配合朝廷催缴赋税，愿意补缴历年来的拖欠。

他们之前散布的谣言——说朝廷要加税、要抢粮、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现在要一个一个地澄清。

杭州士绅们花了大价钱，派人去澄清谣言，说之前那些消息都是谣言，是有人故意散布的，朝廷从来没有要加税，从来没有要抢粮，从来没有要把百姓的田产收归国有。

他们还派人到乡下去，挨家挨户地解释，说之前的消息是假的，让大家不要相信，不要闹事。

有的士绅甚至自掏腰包，给那些已经被煽动起来的百姓发了“安抚费”，一人几百文钱，说是“误会”，让大家“消消气”。

百姓们拿到钱，也就不闹了。

湖州的士绅们比杭州的士绅慢了一步，但也不算太慢。

湖州的士绅们开了一夜的会，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去各乡各村，把之前派出去散布谣言的人收了回来。

有的士绅更干脆，直接把那些负责散布谣言的管家辞了，推得一干二净——“是管家自作主张，我什么都不知道。”

松江的士绅们比湖州的士绅更快，松江是棉布之乡，松江的士绅大多做棉布生意，和福建的海商关系密切。福建的事，他们比杭州的士绅更早听到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