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起站台上的黄土，闻了闻，放声大笑：

“两日！两日就从长安到洛阳了！神迹！简直是神迹！”

两日，真的到了。

首班车，五月十六辰时发，十七日午后，抵洛阳。八百里，两日。严格来说，其实不到两日，也就一日半的时间。

《大唐日报》的号外，连夜刊印，通栏的大字，只有一句：

“千里两日，大唐做到了。”

两京线通车之后，修路的速度，彻底放开了。

朝廷把铁路定为“国之大政”，设立铁路司，专司修筑运营。三线并进：洛阳到登州的东段，贞观十一年通车；太原到云州的北段，同年通车；往西的陇右段，贞观十三年，通到了凉州。

修路的钱，户部越掏越顺手，因为路本身，就在生钱。

两京线通车的第二年，仅货运一项，岁入就破了三百万贯；沿线新起的市镇，一座接一座，车站周围，酒肆、货栈、车马行，比着长。登州的渔获，三日前还在海里，如今第三日，就能摆上长安的东市；阴山的煤，从前运不出山，如今顺着铁路，直供长安、洛阳的千家万户。

铁路沿线的百姓，起初是看稀奇，后来，就习惯了。

头一年，乡下人牵着孩子，走十里地，就为看一眼“铁龙”。火车过境，汽笛一响，村口的老槐树下，跪着磕头的老人有的是，说那是“铁龙显圣”。铁路司为这个，专门在沿线立了告示牌，雇了讲解的先生，一村一村地讲：“不是龙，是机器。烧煤的，跟大家坊里的水车，一个理。”

第二年，磕头的少了，扒着道口看热闹的孩子，成了沿线的常景。

第三年，沿线村庄的后生们，开始进城赶火车站的短工，背篓里装着鸡蛋、山货，坐两站车，进城卖，当日的来回。有个县的县令，在年度政绩文书里，写了一句被各州转抄的话：“臣县昔穷，穷在路。今路通，则民之手足通。府库之外，民亦渐富。”

最轰动的一次，是贞观十一年秋的运兵。

那年北疆告警，薛延陀残部扰边。朝廷调洛阳驻军驰援云州，三千府兵，携炮十二门，登车出发。列车昼夜兼程，洛阳到云州，一千六百里，五日，抵达。

薛延陀的游骑，隔着阵前的旌旗望了半日，一仗没打，退了。

后来军中的战报里，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