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业务本身，在它的伦敦金融产品部门——也就是那些没有对冲的信用违约互换。它的体量太大，连着实体经济的命脉。大到不能倒。”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那个名字。

“政府一定会救。”

这句话她说得很笃定。

在2008年5月的时间点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判断——所有华尔街的模型、所有华盛顿的预案、所有媒体的分析，都指向同一个结论：AIG（美国国际集团）如果濒死，可以救，也必须救。

她的指尖最后落在LEH（雷曼兄弟）上。

“雷曼。纯投行。没有存款保险，没有零售网点，没有美联储的贴现窗口可以直接输血。

它的杠杆率是全华尔街最高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有毒资产占比最大。而且——”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忆某个公开演讲的画面。

“富尔德太傲慢了。”

陆泽的眉毛动了一下。

“他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的态度，”

伊莎贝拉说，

“记者问他关于流动性的问题，他的原话是——‘那些质疑雷曼流动性的人，应该回去重新学一下财务报表分析。”

她收回手，重新站直。

“在所有投行CEO里，他是最不可能主动求援的一个。”

陆泽静静地看着她，等着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

“所以，雷曼是最脆弱的。”

伊莎贝拉说。然后她停了很久。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那面钟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窗外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玻璃上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暗影。

“但是，”

伊莎贝拉终于说出了这个转折，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我不觉得它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