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干了二十年，什么案子都见过。

杜哲进去的时候，领导正在看一份文件，抬头看了他一眼，摘下老花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杜哲坐下了。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从桌上拿起一个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昨天会上你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说那个印度药是真药，说病人是在救命。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替嫌疑人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你的组员如果因此共情那些病人，他们还能严格执法吗？”

杜哲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放在领导桌上。

VEENAT，印度仿制药。

“领导，这不是假药。这是真能治病的药。这种药——”

他指了指药瓶，“正版将近四万块一瓶。这种仿制的效果一样，只卖两千。”

周队看了一眼药瓶，没碰。

“是不是走私来的？”

“是。”

“进没进医疗手册？”

“没有。”

“那还不是假药吗？”

杜哲沉默了几秒。

“领导，我们这么查下去是会出大事的。如果让我去抓一群为了活命而买药的人，我真的不好办。”

“你不好办？”

“你以为我好办？曹斌，法大于情的事情你还见得少吗？我们作为执法者，就应该站在法律这一边。”

领导抬起头，看着杜哲。

“出去。”

杜哲站起身，把那瓶药收回口袋，转身走出领导办公室...

......

从那天开始，杜哲知道自己在警队里的处境会慢慢发生变化。

领导不会明着处分他，但会把他往边缘推。

重要的案子不会再交给他，核心的信息不会再让他接触。

他会像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还拧在机器上，但已经没人指望它能转了。

不过现在还不是辞职的时候。

留在警队里，他能掌握案情的走向，能提前预判风险，能在关键时刻给程勇争取时间。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利大于弊。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继续整理张长林的档案。

屏幕上的照片里，张长林穿着白衬衫，戴着金丝眼镜，笑眯眯的...